形成自己特有的核心范畴，是一个学科的一般理论自立于一般理论之林的必要条件。

第二，组织动员法学界、法治实务界广大专家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走出经院殿堂，积极投身实践法学行列，热爱法治实践，研究法治实践。其三，在国家结构形式上，领土面积大的国家一般采联邦制，小国家一般采单一制。

首先，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法学。其四，司法体制也与西方不同。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全力推进，法治领域的中国问题中国特色层出不穷，几十年的法治实践创造了丰富的法治经验，也遇到了许多用传统法治理论无法解释、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对中国法学来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弯道超车机遇。人大的权力运行规律，则是集体行使职权，实行审议、投票制，个人不能行使监督权。

同时设立专门实践法学评奖项目，树立重视、推动实践法学研究的鲜明导向。将实际部门既有丰富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理论功底的法治实务工作者，以多种途径引入高校、研究机构等，切实发挥他们在法学研究、法学教育，特别是人才培养、课程体系设计、教材编写、专业教学中的实际作用。对此，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自觉意识。

其次，法治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制度基础。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认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深厚价值基础，精辟揭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运动所展现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无疑构成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人类价值图景。其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国家机构可以高效地、有力地保证国家的发展及其外交利益的达到。国际国内环境越是复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越是繁重，越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巩固执政地位、改善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发展权益，是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西方法学家也认为公法只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话语形态，公法领域内的争论只是政治争论的延伸。

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创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使无产者作为有个性的个人得以确立和实现，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基础，超越资本主义法治现代化，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运动的崭新价值方位。晚清变法修律以后逐渐形成西式的法律结构体系，中华法系的影响日渐衰微。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内在地蕴含着法律生活领域的现代化。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20世纪初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产物，蕴含着丰厚而独特的价值内涵，凝结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致力于实现人类解放的崇高人类价值理想

应该看到，这种传统做法在明治宪法和民国时期的宪制性文件下是能合理解释的，而在当今中国则与以宪法为基础的中国法律制度完全脱节。法权使得从根本上看是一个统一体的权利权力有了汉语名称，而且该名词既可用以指统一体，又可单独分别指构成它的权利、权力或它们的组成分子。如果对这个前提能有大体上的共识，那么我们可以说，汉语法学选择核心话语应主要依据以宪法为基础的当代中国法律制度及其实施过程中三方面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情况： 1.权利的确认和保障，构成中国全部法律制度的大约半壁江山。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发展落后于日本，但经济、政治实践和以宪法（临时的和正式的）为基础的法律制度。

[67] 对权和法权，欧美主流出版机构之一的博睿学术出版社分别译为quan和faquan，参见 Tong Zhiwei, Right, Power, and Faquanism,trans.Xu Ping, Brill 2018, pp.1-35. 进入 童之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 权利 权力 法权 权 。这份纪要原本是笔者整理的，只是没有署名。

（2）国家对个人、臣民之权力，包括各种统治权即国家机关等公共团体的权力及其具体表现形式，如职权、权限等。传统的汉语权利义务法学教学体系为什么会对宪法和公法现象缺乏必要解释力？笔者以为，最根本原因在于百年来它确定的基本研究对象、核心范畴没能与时俱进及时修正，以致与当代中国法律实践发生了较大程度的错位。

参见山田三良：『法学通論』，明治大学出版部1919年版，第203-213页。[22] 欧阳谿著，郭卫修编：《法学通论》，上海法学编译社1935年版,第241页。[43] 张文显、于宁:《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第74-75页。这个逻辑起点就是‘权利和义务这对法学的基本范畴，从它们出发，法学家们建构起现代中国的法理学范畴体系。它直接是法学的基本研究对象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它与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制度的关系是间接的、处在法律规范体系直接调整的范围之外。这是起码的现代法律和法学常识。

宪法的这些结构性要素，是包括各种国家机关组织法、港澳基本法在内的所有确认权力，规范、制约、监督权力及其具体表现形式——职权、权限、正当公职特权、公职豁免的全部法律制度的根据和基础，后者只是前者的具体化。3.重新提出了法律以权利为本位的命题，但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做了新的、补充性论述。

[25] 朱采真：《现代法学通论》，世界书局1931年版，直接引语第117页，间接引语参见第116-161页。基于以上经济、政治背景，在中国当代法律实践中，权力及其主要表现形式职权、权限的体量和在全部权中所占的比重、发挥的功能，也都是20世纪中叶前的各国乃至当今的西语法学国家不能与之比肩的。

[41] 郭晔：《追寻和感悟中国法学的历史逻辑》，《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 年第 5 期，第211页。（3）《宪法》第4章规定国旗、国歌、国徽、首都，其中国旗、国歌、国徽是关于权力象征的规定，首都是关于行使最高权力的机关的设置地点的规定。

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48] 参见本书编写组：《法理学》，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132页。从这个角度看，那时汉语法学的基础性出版物中没有权力概念是正常、合理的。当代汉语法学如此确定的中国社会实践中的权，正相当于A.N.怀德海在科学哲学意义上论述的事实。

权利义务原理早在20世纪上半叶前就整体性告别了属于它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相对而言，表现出这种学派倾向的日本法学家数量显得最多，奥田义人和更晚一些在汉语法学界很有影响的美浓部达吉的有代表性的基础性法学著作或教材，采用的都是以权利义务为核心范畴的体系。

我国保障权利与权力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制度首先体现在宪法序言最后自然段、宪法的法治条款和宪法监督条款中，还有合法性审查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所以，当代中国法学绝对不应该继续像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的日语和汉语权利义务法学对待没有宪法地位的权力那样，将其遮遮掩掩、半明半暗地放在以公民、自然人、法人为主体的权利概念的屋顶下。

在这方面，1947年后日语法学随日本宪法改革而自我调整的做法值得中国学者参考借鉴。18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前后这一百多年间，世界上的先进国家大体都处于被人们称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其经济特征主要是强调财产私有、自由竞争、小政府，国家机构只做夜警，国家权力基本不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经济环节发挥作用。

因为，这样做的性质，其实是刻意利用汉语权利一词的多义性偷换概念做无意义的文字游戏以维持某些百年未变的命题在形式上不倒。[[10]]不少日语法学家认同穂積陳重权利本位的提法，同时也认为以权利为本位的提法与欧洲有些语言中法律和权利两个概念以同一个名词做载体（如德文Recht）有关。法学史资料表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法学著作的情况与欧洲很有些不同，显示出了足够多样性。[[67]]日语需要做解说，但不存在翻译问题。

4.认为权力只是权利的具体存在形式，表现为国家机关的职权、权限等，因而不重视乃至忽视权力概念。权利以个人和由个人组成的私的性质的组织为主体，权力以公共机关(其典型表现是国家机关）及其官员为主体，等等。

权利本位的理论既深化了对法的本质的认识，是法理学从阶级斗争法学中摆脱出来的学术标志。[[38]]从此，在这个逻辑起点上，法理学找到了自己应该研究的对象，法理学从此走向了科学。

四、结论 一国基础性法学的研究是不平衡的，但高等法学院校基础性法学教科书能反映其平均水平。[[31]] 5.沿用日语法学的法律关系的概念，仍将其解说为权利义务关系。